关于丹尼·博伊尔 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 ，这是南方人物周刊上的文章，作者王书亚、蒋蓉。 我几乎从来不看当季的奥斯卡影片，那都是些稀奇古怪的玩意。再说，很多片子只要看30分钟的集锦再加剧情注解就够了。不过丹尼这一部作品很特别，我看到那些印度小演员重回家中又开始过着有些凄凉的日常生活，就知道他们出演的电影是不同寻常的。 当我看到南方的影评，就抑制不住了。狄更斯、贝多芬、命运，我都爱。关于命运的话题，我总愿意回味一下，虽然我早就不相信奇迹。           多年前的电影《修女也疯狂》有首动人的赞美诗《follow him》，一遍一遍地宣告“He is my destiny”（他是我的命运）。“命运”是一波三折的贬义词，是你无法对抗的东西，叫人活在无力的羞耻中，为什么她们唱得那么喜乐而鲜明呢？         恩格斯最爱的音乐，是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，就像列宁最爱《热情奏鸣曲》。大概革命家都爱贝多芬，当他是人定胜天的世俗英雄。那身材矮小、略微丑陋的天才，17岁丧母，父亲常年酗酒，他却爱上好几个窈窕淑女，只是在水一方，至死未娶。所爱的侄儿也不愿送终，羽翼丰满弃他而去。不弃他的惟有音乐天赋，却又在26岁就失聪了。那一年他给朋友写信说，“我觉得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。”         导演丹尼·博伊尔自称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是向狄更斯致敬的。影片的前半部，好像殖民地版的《雾都孤儿》或亚洲版的《上帝之城》。杰玛活在孟买的贫民窟，掉在粪池里的那一幕，也如上帝最可怜的造物。导演说，狄更斯的传奇故事似乎不可能发生在西方了，所以他把剧情搬到印度。但这匹夹杂着苦难和童话的黑马，却在金融危机最严峻的季节，几乎囊括整个世界的赞誉。有人开玩笑：2009年，上帝终于想看电影了。         但在孟买，贫民窟的人们却上街示威，杯葛这部电影，就像当年特蕾莎修女之名传遍世界，加尔各答的人们特别委屈，说这是个美丽的城市，一个老修女，就把投资环境给砸了。         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中有段名言，以“这是最好的年代，这是最坏的年代”开头，但精彩的是最后一句，“简而言之，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。”18岁的杰玛为了寻找他爱的女子，参加“谁能成为百万富翁”的问答游戏，奇迹般地赢取了2000万卢布。他的故事其实和贝多芬的差不多，关键词都是destiny。         影片开始打出了问答：杰玛还差一个问题就能赢得2000万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4个选项：作弊，运气好，天才以及“It is written（命中注定）”。看到最后一项，我们就爱上了这电影。命运原本是一个温暖的词。“It is written”，是命运与宿命的差别。宿命是没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，换言之你的一生没有剧本。这样的宿命论叫人恐惧，一遇见三鹿奶粉，人生就充满没有确据的惊慌。但“It is written”给你一份稳妥、一个应许。听到这个词，你就知道这辈子已预定了一桌简陋而丰盛的筵席。         警察抓捕了杰玛逼供。他们不相信，一个没受过任何教育的穷小子，居然在智力问答节目中一夜暴富。杰玛讲了他的故事，原来每一个问答，碰巧都与他的遭遇有关。他之所以知道印度教罗摩神右手中拿的是弓与剑，是因为他的穆斯林母亲死于宗教屠杀，一个印度孩子打扮成罗摩神，如死神的模样，盘踞在他的灵魂中。他之所以知道谁发明了左轮手枪，是因为他哥哥就用这样一把枪杀死了绑架他们的黑老大，又反过来用枪指着弟弟的头，从那个女孩身边赶走了他。         影片前半部的沉重感，慢慢涂抹上后半部的童话色彩。杰玛除了苦难和一份执拗，没有任何突出的本钱，能将苦难和童话连起来的还是这个词：destiny。这样一种命运是在一个美善的旨意中被写好的预定，如《旧约·诗篇》说，“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”这样的命运，乃是一种有方向性的命定，甚至是一种有关系性的召命、一种有目的性的使命。         杰玛是个执拗的孩子，他对苦难之上还有美善永远存有一份信心。这就是“He is my destiny”的含义。杰玛必须一无所有，那美善的命运才成其为命运。就如克尔凯郭尔所说，“十字架建立在人类一切希望的坟墓之上。”导演也说得很肯定，杰玛的结局与才华无关，更不是撞大运，而是“It is written”。这种非宿命论的命运观，是中国人极其陌生的。但故事实在讲得太漂亮，胜过了100场布道。 这电影是说，如果你摔断过腿，你就得到了1000卢布。如果你现在失业、失恋、失明，你就得到了2000卢布。如果你被人用枪指着头，你就得到了4000卢布。所以你的一生，终有一天会赢取2000万卢布。你若相信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，你就是杰玛；你若不信，你就永远活在自己的不信里面。         这是童话吗？这就是当年贝多芬的一生。《命运交响曲》里，那4个反复的音符，把人的心都抓紧了，就像婴孩咬住奶嘴死不松口。他有一句名言，也被反复引用，“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，它绝不能使我屈服。”许多人以为这就是贝多芬的传奇。后面那句却常被省略，他接着说，“上帝啊，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该是多么美好。”经过《英雄》和《悲怆》之后，贝多芬回到对“It is written”的信心，写下《庄严弥撒曲》和《欢乐颂》。临终，曾自怜为上帝最可怜的造物的艺术家亲笔留下了最后一句话，“一切灾难都带来良善。”         杰玛的2000万和恋人的站台重逢，看似俗套，其实是对这句遗言的注脚。所以在我们眼里，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也是对《欢乐颂》的致敬。我们一道看电影，在情人节一起祷告。想起身边一位失明的孩子，获得过全国残疾儿童歌唱比赛的一等奖。他来教会分享见证，最后说了一句话：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，我想问，你们有没有为你们的眼睛看得见而感恩过？         我们都哭了，上帝啊，就这一点，我们已白白得到过2000万卢布，却从来没有为此感恩过，直到一个孩子，摸索着走过来，提醒我们。         我们也向狄更斯致敬，因为他说，“这是信仰的年代，这是怀疑的年代。”无论是在伦敦、孟买还是成都，“简而言之，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”。   瞧，这就是命运。而我爱上帝，超过爱命运。